敲开代表驻地的房门，一张微笑着的清秀面孔出现在记者面前。也许同是女性的缘故吧，瞿素芬的随和，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。瞿素芬谈得最多的话题是标准化：“工业、农业、服务业，哪个行业都离不开标准化，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标准中。可是现行的《标准化法》非常滞后！”

　　“我国的《标准化法》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制定的，如今已经17年了。很多内容跟不上实际的需要。”谈起标准化，瞿素芬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：“在监管中我们发现，很多企业在打标准的擦边球。比如说阜阳奶粉事件就是一例。”

　　我国的《标准化法》将标准规定为两种特性四个级别，这就是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以及国家、行业、地方、企业标准。强制性标准，必须执行；推荐性标准，国家鼓励企业自愿采用。

　　瞿素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：《标准化法》的这些基本制度的规定，与国际通行的有关标准相比较，显然产生了很大的差异，甚至是矛盾。“实践中屡屡发生标准执行不力、迁就落后要求的行为，都与这种划分以及对标准本身属性的认识有关。”

　　据有关资料反映，截至2003年底，我国的20906项国家标准的平均标龄为10.12年，最长的达到41年，上世纪60年代发布的标准还有30项在执行，近一半的标准是10年前发布的。国家标准中的4826项采用ISO标准，但其中有1106项已经更新、316项作废，另有1842项找不到对应现行的IS0标准。

　　瞿素芬给记者分析道：“出现这种情形，固然有其他因素，但生产者、鉴定者的习惯思维仍旧是按标准组织生产和进行鉴定。依我看，主要问题还是标准的法律定位不清造成的。利益集团之所以能抱残守缺，用落后的标准生产产品、检验产品以致出了事故后还用其作鉴定事故依据，很大程度上与我国缺乏技术法规这一明了无误的法律形式有关。”

　　瞿素芬建议：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尽快修订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，引入WTO技术法规这一形式，将强制性标准和我国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以及强制执行的技术规范均纳入这一法律形式。按照WTO/TBT的分类，将技术法规、标准、合格评定事项纳入国家标准化法的体系。这不仅仅是在形式上与国际接轨，主要能解决实际中的种种认知和执行问题。